记者注意到， 山东省淄博市某村订立了这样的规矩，无论红白喜事，主人不准大操大办，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，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，据说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30年。

与上述观点不同， 在民俗专家李焕臣看来，乡规民约这种硬性的规定在人情社会作用有限，每家每户在接到“无事酒”的请帖时， 更多的是碍于情面而如约赴宴，而乡规民约则在无形中给熟人圈子戴了个面具，李焕臣坦言：“前几年随礼花出去好几万，谁都想趁着子女升学、房屋装修、小孩满月等机会把钱收回来。” 李焕臣认为，当这种“无事酒”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约束，会有很大的改观，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习惯。“经常被动随份子钱的人，觉得不摆一次宴席收些礼金自己就亏了。” 李焕臣说。

不过，李焕臣也表示乐观，“经常搞‘无事酒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，摆宴席频率高了，大家也就开始疏远你了。所以，不管有事还是没事，亲戚朋友、街坊邻里都要经常走动，不是因为吃酒席才聚会，而是相聚了才有各种酒席，”李焕臣坦言，过几天外甥在陕西结婚，像这种大事，不管多远也要赶过去。婚礼上还能看到好多年没见的亲戚和朋友，这样的聚会能增进彼此的感情，相比于“无事酒”来说，他更愿意参加这样的宴席。

良好传统应当保持

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加玉，近几年做农村发展研究走访了不少农村地区，其感叹村庄发展之迅速，也惊讶于农村变迁之剧烈。

徐加玉称，办酒席本是农村中的正常事，农民借此访亲会友热闹一番。但是，如今在许多地方，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，酒席档次越来越高，随份子的礼金也越来越大，许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一无形的压力，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人们身上的一道沉重的负担。这一现象已经数次登上新闻媒体的报道，甚至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。

从徐加玉近几年的调研情况来看，不同地区农村在办酒席上存在差异，有些地方与过去差别不大，但许多地方逐步开始显露或已经显露出“变味”的迹象。在湖北省西南部某些山区，“过事”（即办酒席）的事由越来越多，除了婚丧、孩子满月外，考大学、建新房、一周岁、十周岁、三十六岁等都要“过事”，过了五十岁之后的每一个整十岁都可以“过寿”办酒席。在江汉平原某些地区，甚至孩子考高中、参军、店铺开业也要办酒席，每个家庭平均隔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，每年参加的酒席更有二三十次。过去无足轻重的事情如今成了办酒席的理由，许多酒席蜕变为“无事酒”，甚至蜕化为赚钱的手段。 (责任编辑：adm)